○ 对我国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从刑讯逼供现象引起的思考思想宣传 ○
(二)观念更新
第一，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现状。我国当前防范刑讯逼供不仅应着眼于诉讼制度的完善，还应重视诉讼观念的更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程序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应批判“程序工具主义”，认识到程序不仅有发现实体真实意义上的工具价值，也有实现程序正当化意义上的独立价值；另一方面应重塑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认识到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是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的双重价值目标。对实体权益的保障应该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也就是要保证程序公正。刑事诉讼不仅应控制犯罪，也应保障人权，法本身的价值就在于正义、自由、公正、程序等。
第二，正确定义犯罪嫌疑人，转变工作态度。犯罪嫌疑人只是有犯罪的嫌疑，但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罪犯。法律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任何人有罪，所以侦查人员在进行侦查活动的过程中，应将犯罪嫌疑人作为无罪的人看待。对此，我以为在侦查过程中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侦查活动。目前，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总是积极寻求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而往往忽略对其有利的证据(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应注意收集全面的证据，包括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和不利的证据)。如果从寻求证明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的角度出发，会是怎样的结果呢？根据否定之否定原则，侦查人员在不断的否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同时也正是在不断地寻求肯定的证据，其效果与目前的办案原则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立足点不同，后一种方法是站在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角度，不仅没有影响办案，反而是既查明了事实真像，又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权益。
第三，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在不断完善我们的制度，不断更新我们的观念的同时，应注意不断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司法工作体现了工作人员各方面的能力，而不仅是专业知识。专业知识过硬并不等于就可以当个好警察、好法官，有时法制、人权等观念显得更加重要。所以，这里所说的素质不仅是专业上的，还包括对人、对物、对工作的态度及负有公平、正义和爱心。司法工作者的素质的提高，不仅可以影响个案的公正，更重要的是对依法治国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结语
21世纪是注重人权、保障权利的一个崭新的时代，国际社会及世界各国均在为此而努力，表现在刑事司法领域就是积极寻求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地位低下，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严刑峻法亦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虽然在人权保障方面，我国已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司法实践的现实告诉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仍旧存在很大的不足，我国的法律制度存在不合理的规定，需要不断地完善，我们的司法理念还较落后，需要不断地更新。然而，要想在短期内实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方面的根本转变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要坚信，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必然的，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需要时间来完善我国的各项立法，需要时间来转变有着沉重的历史渊源的司法理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世界的不断接轨，各方面制度不断完善，我们是可以成功完成这项使命的。
注释：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34条规定，公诉案件，受刑事追诉者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前，称为“犯罪嫌疑人”，在检察机关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后，则称为“被告人。
[2]参见《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
[3]参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
[4]人权的三个资格条件是：生命、人格、平等。参见万鄂湘《人权的整体概念》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性科学版)》1993年第5期，转引自邵沙平、余敏友主编《国际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5](日)田口守一著：《刑事辩护制度》，载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3月，第432，433页
[6]徐静村、孙长永著：《中国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引自《中英刑事诉讼研计会论文集》(中英文)，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
[7]美国《国际百科全书》第26卷，1978年，第869-870页。转引自cy生著《反酷刑—当代中国的法治和人权保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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