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拨开农民负担与三农问题的迷雾乡镇街道 ○
关键词:农民负担 三农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 社会公共品
一、农民负担的本质
（一）农民负担一般性界定的误区。
根据国务院出台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规定，农民承担的费用不得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xxxx。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农民负担实际上是被界定为这样一个概念：农民负担是农民实际支出与收入的比例。其中包含了以下几个内容：
1、农民承担费用的合法性得到了认可，即农民承担的费用是为了解决包干到户后一家一户不能解决的一系列应该由政府和集体兴办的公益性事业的经费缺口。这个可以从“三提五统”的具体项目就可以看到，既包括了生产性建设部分也包括了文教卫生和社会保障以及事业管理费用等非生产性部分。
2、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合理性得到了界定，即xxxx界定以及对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数量限制。只要在这个范围内的即是合理的。
3、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管理与控制权得到了明确。即建立农民负担预决算制度，由乡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年初通过预算后报县级减负部门审批后执行，年底再对农民承担的劳务和费用进行决算。同时，各级减负部门还要开展经常性的审计进行监督与控制。 4、农民负担的所有权与农村资产的关系得到了明确。即“三提”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资产特别是农民承包土地的所有者，所以，农民负担还具有“地租”的性质。资产的所有者通过农民负担实现了集体资产的所有权。
以上内容就是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制度设计的基本框架。在它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个假设：农民负担只要控制在农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农民就是满意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制度设计在实行以后却依然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界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虽然农业部出台了相关报表体系，但是在执行中，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指标仍然与现实有差距。这是导致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中对合同内负担监督失控的重要技术因素。其次是对合同外负担没有进行界定，导致农村“三乱”泛滥，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重要途径。正是各种农村“三乱”现象屡禁不止，导致了农民负担问题的日益严重，促成了中央下决心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显然，农民负担的制度设计是有问题的。对农民负担失去控制固然存在许多技术因素，但是，农民负担制度设计的立足点的错误是造成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农民负担的一般性界定是有问题的，这样一个概念存在着对农民负担理解上的严重失误，或者说这种界定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导致了在此基础上的制度设计的失败。如果我们用农民负担一般性界定的概念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进行考察，可以进一步看出这种界定显然是无法对有关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上，如果用农民负担的一般性概念进行考察，显然农民负担最重的时候应该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恰恰是在革命战争时期。那个时候，农民可以把种子粮都献给革命军队，可以把主要劳动力——丈夫、儿子送上战斗的前线，可以为保护革命干部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们毫无怨言，反而满腔热忱地支持革命事业和土地革命战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景致，至今仍然让人无法释怀。可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富裕了，生活好了，手头有点余钱剩米了，这时候要老百姓出点钱兴办公益事业倒成了问题了。难道现在的老百姓付出的代价与牺牲会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大吗。因此，以农民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例为依据来衡量农民负担是否过重，并据此判断农民满意程度的方法显然是有问题的。这就是关于农民负担问题在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二）农民负担问题的本质含义。
农民负担从征收与上缴的角度看主要涉及政府与农民两个方面。政府征收税费的目的是要为农民提供社会公共品。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导致了正常物品的短缺。即基本经济单位在生产物品的过程中由于无法收回全部收益（正外部性），企业和个人因无利可图而不会生产这类物品，从而导致这类物品短缺。另外，有些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存在成本外溢，非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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