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拨开农民负担与三农问题的迷雾乡镇街道  ○

单位和个人为生产这类物品的企业或个人支付了成本（负外部性），因而需要对生产这类物品的单位进行限制。外部性是导致市场失灵，诱发物品短缺，从而影响正常经济秩序的重要原因。政府就是为了纠正外部性而建立的，政府纠正外部性的行为就是向社会提供社会公共品的过程。同时，政府生产公共品是要支付成本的，支付成本所需的资金来源就是税收。这就是政府存在的理由，是财政产生的根源和目的。公民上缴税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社会公共品的生产是否经济合理即公民在与政府进行交易的过程中是否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是影响公民缴税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农民负担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通过收取费用为农民提供一家一户不能解决的一系列公益事业的基础之上的。其中明显存在一个交易的过程，即农民提供税费换取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如果我们用交易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中的一系列现象，那么一切将迎刃而解。
   　　1、在革命战争时期，农民宁愿忍饥挨饿直至流血牺牲也要支持党领导的军队，党领导的事业。那是因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群众知道，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推翻剥削阶级，推翻各种压迫人民的的制度，才能求得解放。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英明就在于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勇于担当历史赋予的重任，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知道，为了获得建立新社会、翻身求解放的这样一种社会公共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所以，才有了那一幕幕动人壮观的历史场景。
   　　2、建国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巩固新政权和建设新中国的任务。这两个任务都要求实现以冶金、机械制造和兵器工业等重工业为代表的工业化。可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内实现这个目标，加之帝国主义的野蛮封锁，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来源只能是农业生产的剩余。因此，经济制度的设计目标就是尽可能的募集到资金投入工业化。但是，土改后，土地分到了千家万户，政府面临着征税成本高昂的问题——与众多农民进行交易的成本太高，显然，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交易是无法完成的。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就需要建立一个中介机构作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桥梁，完成交易。人民公社的建立，正好是这样一种中介机构。人民公社作为一个政社合一的机构，农户镶嵌在其中，由集体按照国家计划统一组织生产和生活，同时通过统购统销将剪刀差产生的农业剩余稳定地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其间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积累。此外，为增加积累还必须压缩消费，为此制定了严格的城乡分隔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形成了独特的二元社会结构。在这种制度建立的初期，广大群众与中央一道，都是为了得到富民强国的这样一个社会公共品，所以，制度变革付出的代价较低。
   　　3、随着农业剩余不断被“低价”转移出去，农业生产的微观经济单位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导致了农业生产的萎缩。国家为完成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所需

的资金反而愈加匮乏，国民经济需要再次做出调整和充实。农民需要打破大锅饭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国家需要摆脱计划体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约束，缓解财政压力。大家在此时都需要同样的公共品——制度创新，由此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但是，随着大包干的普遍实行，土地再次分到了千家万户，政府与农民进行交易的问题再度暴露出来。于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设计目标的人民公社制度模式在农村基层得以延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仍然是一个政社合一的框架，不仅作为集体资产的代表管理社区内农户的生产，更重要的是作为政府在基层的延伸，执行政府职能。同时，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大又导致了政府扩张，政府运作经费的不足愈加明显，财政缺口逐步扩张。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弥补财政资金的缺口就成为了一种现实的选择。本来作为支付公共品成本的“三提五统”演变为以弥补政府财政缺口和缓解部门运转资金紧张为目的的农村“三乱”行为。这时，一方面，包干到户后承办公益事业的主体由于人民公社事实上的解体而消失，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公共品的资金又被政府平调弥补财政缺口，农村中社会公共品更加匮乏，农民群众的意见很大。农民负担问题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此外，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大幅下降。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一个提供农业剩余发展非农产业的基础性部门演变为在统一大市场中，通过市场竞争赚取社会平均利润的生产部门和市场主体。制度创新再次成为新的公共品需求，农村税费改革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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