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拨开农民负担与三农问题的迷雾乡镇街道  ○

。当然，在税改过程中，以及税改后历年的工作，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重大的难点问题已经制定了方案，准备解决。但是，笔者在此将问题摆出来并不是说工作中有什么不对，而是对其进行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上述问题在税改工作中曾经是困扰广大税改工作者的难题，笔者也曾为此困惑许久。现在就用利益冲突的观点对这些现象作分析，会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2、利益冲突是导致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
   前面讲过，政府是为了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纠正市场失灵而存在的。政府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就是制造各种社会公共品的过程。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主体，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政府的行为同样要遵循经济规律，而且政府行为的结果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但是，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作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必然存在各自的经济利益，所以，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正是各种形式的利益冲突导致了税改中的上述难点问题。此外，正如前述的那样，建国以来几次重大的制度变迁都是以政府主导为主的改革。在此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利益分配的调整过程。其中，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是调整的主要对象和核心。
   　　第一、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利益冲突影响税改结果，政府让利的有限性是制约农村税费改革的核心问题。税费改革的目标的多元化就是这个思想的直观体现，从“三个确保”就可以看出，政府的设计目标中，还是突出了保证自己收入这个重点的。多元化的目标导致的必然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各地在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过程中，既要保证“减负”，又要避免税改后财政出现过大缺口成为工作的出发点。这个问题还可以通过第二个表现看出来，既上下级之间对财权的控制问题。本来通过“分灶吃饭”是解决了上下级之间在财权上的划分问题，但是，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在税改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政策规定计税常产的确定应遵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复磋商，并且要尊重农民的意见，当然金沙县在工作中是采取了措施的，很多村民小组都开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最终结果还是以上级的批复为准。笔者曾经就此问题作过调查，但是上级部门均不认为常产是由他们定的，是由各县上报数为依据进行批复的。但是，计税土地面积和计税常产需要省级有关部门进行核准和批复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财政收入的主导权仍然是掌握在上级的手中，财政“分灶吃饭”的目的仍有待实现。财权的划分仍然有待落实。此外，政府让利的有限性还表现在税改中一系列政策规定上，诸如自发性的退耕还林仍然需要上缴农业税，对村及村以下公益事业占地不予核减等。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利益冲突还表现在政府对有关问题的不作为方面。正如前面所举的煤矿开采导致地层下陷的例子一样，这是典型的私人部门的生产导致了负的外部性，正好是政府发挥其职能的地方。但是，当地政府的不作为或难作为导致了农民的不满，引发了农民与政府的冲突。显然，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正是对预期成本的估计导致了政府的不作为。是政府为保全自己的利益所做出的一种反应。
   　　第二、公共部门内部利益冲突是税改工作的主线和核心。在此次税改中，中央向地方拨付了巨额转移支付，用以弥补税改过后地方财政的缺口和过去政府欠债。为此，各地为争取转移支付作了大量工作。此次转移支付的数量和规模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是空前的，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当然，转移支付的最终数量受制于标准的制定，而税改后农业税的多寡就是大家一致认为的重点，因此，决定农业税征收数量的计税要素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前面讲过计税要素的确定存在着一定问题，个中原因多种多样，但是与转移支付息息相关就是问题的核心。据笔者了解，最终确定计税常产的指标是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然，该数据与实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迫于争取转移支付的压力，仍然以此为标准进行了核定。同时因为转移支付的主要用途在于保证教育等农村公共服务的需要，所以，各地在这个过程中，收集了不少以教育为主的欠债依据。但是，由于这些费用在基层很难分摊到具体农户，很多东西依据也不清楚，所以，在实际计算减负率的时候，存在着合同内减负与总减负的差别。这个问题也是困扰各级政府的一个难题，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到底如何认定，还有疑问。
   　　第三、公共部门内部的利益冲突导致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匮乏，同时引发了私人部门内部的利益冲突。中央政府为支持各地建设，在中央财政中专门准备了各种专项经费用于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支农专款就占了相当的部分。但是，这些专款往往是由相关部门掌管，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这就直接导致了农村基础设施等落实到位的资金一方面是不能形成合力，缺乏统一配套，另一方面，各级各部门的层层截流也导致了落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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